扫黑除恶，需要防止滋生冤假错案

扫黑除恶，需要防止滋生冤假错案

北京专门处理冤假错案蒋亚平律师（13910710282）任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全球总部合伙人，蒋律师认为：近年来，以谭修义再审改判无罪案、张志超再审改判无罪案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刑事冤案的纠正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法治现代化，而法治现代化离不开刑事辩护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刑事辩护的高质量发展，有效推进法治现代化实现，法治现代化有效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当下，回顾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及防范对策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元照读书馆对于我国学界关于冤假错案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以期促进刑事辩护高质量发展，为减少冤假错案的产生提供助益。

前段时间看到一段短视频，说电视剧《潜伏》里有一个桥段，站长对余则成说，总部要的不是真相，要的是大局。指鹿为马的本质，不是让你信，就是让你服。他知道那是鹿，你也知道那是鹿，他也知道你知道那是鹿，你也知道他知道你知道那是鹿，但是只要大家都可以说那是马，就可以一起愉快的玩耍。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真相不真相的其实不重要，楚门的世界需要的不是侦探而是编剧，导演组当然知道观众知道电视剧是假的，但是只要观众可以安安静静地配合着把电视剧看完就可以了，至于剧情不合理又能怎么样，你能穿过屏幕去踹他吗？这一部电视剧播完了以后，马上就会有新的电视剧把这个档期填上，他们想的是下一部电视剧只要上演了以后，上一部电视剧不合理的剧情，就会被大家淡忘了，这也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时光永世流淌，街市依旧太平。关于演艺事业，哈耶克有一段话，说的很贴切，人类社会为什么总是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因为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制造问题的人，他们是在自导自演。

这段诙谐调侃的文字，貌似文不对题，却折射了许多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有的人在演别人，有的人在演自己，有喜剧，亦有悲剧。能做一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看客，实则是一件幸运的事。但是，人在江湖，谁又能那么淡定地只做一名置身事外的看客呢。

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治进程，我们感受到刑事司法的波澜壮阔，见证了刑事江湖的腥风血雨和冤案平反的艰难曲折，深切体会到“社会的一粒尘，落在一个个体身上就是一座山”的无情与恐怖。

文革期间，因法治凋零，冤假错案高发，倒还可以理解，但在法治化进程高效推进的近三十年里，也依然出现了诸多令人瞠目的冤假错案，如赵作海案、佘祥林案、呼格吉勒图案、杜培武案、张氏叔侄案等等，就不得不令人难以置信了。虽然这些冤假错案最终得以平反昭雪，但蒙冤者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早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则更是直接人头落地成了冤魂，洗冤过程更是极其艰难。这些案件之所以得以昭雪，往往还是因为“真凶再现”“亡者归来”的天赐佑因。故此，所谓“正义只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的格言，只不过是一种无奈的感概和祷告而已。在这些个案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因为刑讯逼供、指鹿为马的大量存在、“保护伞”以及腐败分子的操纵，而沦为一句廉价的口号。律界流传的“他（办案人）比你更知道你有多冤”，就是这些问题存在的真实写照。

在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中，高层三令五申“是黑恶的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数”“不拔高、不降格”，到了有些地方有司那里，却在各种权利博弈下，不该认定的认定了，该立案或该认定的却放纵不理，变成了“不是也是，是也不是”，其春秋笔法如同拍电视剧，不管剧情合不合理，不要真相，只要服从，你服从他，他服从冒号。

据悉，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对黑恶势力的清除，使社会风气和治安环境明显改善，令人称快。另一方面，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其中一审有4.22%涉黑摘帽、14.87%涉恶摘帽。在被判决认定的涉黑涉恶犯罪中，有多少人还在申诉，最终会不会迎来洗冤的“高光时刻”，我们不得而知，但诚如那言：理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防止冤错案件野蛮滋生，必须在以下问题上，且行且珍惜。

司法独立。司法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只有独立，才能理性；只有理性，才能客观；只有客观，才能公正。独立的关键，是防止权利不当干预，尤其是审判独立。一直以来，权力的违法干预，似乎是打不破的魔咒，如何防止，靠司法自身是解决不了的，仍需要权力介入，这里的介入，是权力的正当且必要干预，以此消灭不正当的权力干预，最终在司法独立的问题上，把权力装在笼子里，实现权力的政治自觉、理念自觉和行动自觉。

理性司法。理性是文明的要求，是客观公正的基础。在“扫黑除恶”行动中，各地方十八般武艺各领风骚，为了实现“打小打早”和“一个不漏”，出现了诸如把打击标语挂到幼儿园，把平均年龄63岁，最长者85岁的9位农民作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后被纠正的奇葩事件。当然，有的可能也怪不得这些具体做事的人，因为不创新思维、创新做法，可能无法完成上面的指标任务。于是乎，就会出现你叫我抓好农业生产，我就“拔苗助长”的怪象。此种非理性必须坚决摒弃。

慎重激励。刑事司法涉及人的自由和生命，结果正确是刑事司法的应有之意，用行政的视角去评价司法成果，既不科学也不合理。我们发现，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还尚未结束时，有些地方就急不可耐地报喜赏功，造成了各地“业绩化”攀比严重，认为扫得越多、除的越快越有功。殊不知，顶戴花翎的背后，是他人或有冤情的牢狱之灾，现在专项打击虽然进入了常态化，但前述倾向依然明显，导致案件质量无法保证，为冤假错案埋下隐患。

有效制约。公检法机关的设置，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相互制约，现实中发现，在“扫黑除恶”案件中，出现了一种异常的联合办案模式。黑恶势力往往是集团化犯罪，成立专案组侦办，原本很正常。但是公检法三家联合成立专案组，则就不正常了。比如某市在侦办一起涉黑案件时，在侦查期间，负责后期审查起诉的检察院和承担审判职能的人民法院就派员参加，不管明面上叫监督也好、指导也罢，但客观上是在联合办案，这样还如何实施检察机关的事后监督以及法院的独立审判？

扣帽子和征线索。有罪推定原本不妥，先扣帽子更加错误。但现实中，经常会发现，追诉程序一旦启动，先给你扣上一顶黑恶的帽子，然后在公开征集犯罪线索，这一做法，虽然可有利于“打击犯罪”，但严重背离了“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不可否认，但凡被追诉的，除了少数是被拼凑进来充数的无辜者，绝大部分嫌疑人或被告人也的确是有一些问题，并且因此要么得罪过一些人，要么与一些人存在利益纠纷，但一旦被羁押后公开征集犯罪线索，那自然就会变得“不是也是”了，甚至有的所谓被害人或许还与某领导或司法办案人员存在某种特殊关系，而导致嫌疑人更有可能被构陷的事件。

尊重律师。这里说的尊重，不仅是要在制度上保障律师地位，更是期望律师意见能在辩护实践中竟可能地得到采纳。从今年两会最高院的报告看，2021年刑事案件无罪判决率是万分之三，而据悉，此前多年基本都是不超过万分之五，这是以刑事案件总量为基数的统计数据，如果以律师无罪辩护的案件量为基数，那无罪判决率又是多少呢，可以肯定超过万分之三或万分之五，但依然会是很小很小的比例，如此低下的无罪判决率，到底符不符合审判规律和认识逻辑，是辩护律师的立场出了问题，还是其认知水平相比于司法人员存在断崖式的差距，我总感觉都不是，问题出在哪，值得研究。

不可否认，冤假错案的产生是刑事司法领域的不争事实，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可避免。只是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冤假错案可能比平常时期更加高发，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重视的问题。我始终认为，法律人不能因为特定背景的语境宏大，就讳莫如深。法律人必须讲政治，但不能为讲而讲，毕竟，我们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法律人，如果抛开对法律的敬畏和敬畏的法律，不管去谈什么，不仅空洞无物，而且可能误事。因此，我们必须做一个既讲政治又有良知的法律人。

蒋亚平律师长期专注于刑事辩护，致力于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抗诉案件，纠正冤假错案。对各级人民法院的一审、二审刑事案件、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死刑复核程序、疑难复杂民商事诉讼案件进行有效的专业辩护与代理。现供职的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总部位于北京国贸CBD商圈 ，是一家集传统与新型管理模式于一体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京师拥有一批实战经验丰富的精英律师，大多数在国内外著名大学的法学院系接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获得法学博士、硕士学位，许多律师还具有注册会计师、税务师或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等资格。京师律师事务所还聘请了一批国内外著名院校专家、学者、各界名流担任顾问，为京师战略和具体案件提供有力支持。蒋亚平律师法学功底深厚、思维方式独特，工作作风踏实严谨，待人坦诚豁达，长期致力于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并具有多年法律工作经验从业背景及同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实践。深谙公、检、法、司机关办案流程及政府办事规则，并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投身行业后，以法律人士的多重观察视角和立体化的思维方式剖析个案。